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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赵先生，”他说，“你那个问题，我今天给你答案。”

    赵鑫看着他。

    “被踢出家门的孩子，怎么自己建一个新家？”

    李光耀把茶杯放下。

    “不是建一个家。是建一个让以后的孩子，不用再被踢出去的地方。”

    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

    “我1965年独立那天，在电视上哭，不是因为怕，是因为累。累了几十年，终于可以哭了。”

    他转身。

    “你电影里郑家父母写了七年信，一封都没寄出去。我母亲那八个月写的信，一封也没寄出去。我1965年以后写的信，都寄出去了。不是因为我厉害，是因为那个‘以后的孩子不用再被踢出去的地方’，建起来了。”

    他走回桌边，拿起那份《故土之心》的拍摄计划。

    “你们的电影，我支持。所有资料开放，所有场地优先安排。条件只有一个。”

    他看着许鞍华。

    “把那个地方，拍出来。不是拍我，是拍那个地方。拍它怎么从一片沼泽，变成一个有人写信、有人收信、有人回信的地方。”

    许鞍华点头。

    “我会的。”

    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，台北左营眷村。

    周大山的水泥庙里，多了一样东西。

    一张电影票根，压在关公脚下。

    旁边是三炷香，已经燃尽，只剩三根细白的香骨。

    他从屋里，搬出一张小马扎。

    坐在庙门口，晒太阳。

    收音机开着，放的是一首老歌，周璇的《月圆花好》。

    他跟着哼了两句，跑调了，自顾自地笑起来。

    隔壁李婶，端着一碗面线过来。

    “周伯，冬至了，吃碗面线。”

    他接过来，低头吃了一口。

    “李婶，”他忽然说，“我昨儿个梦见俺娘了。”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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