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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甚至也是无往不胜，先后在国家的东南西北增设了五原、武威、儋耳、文山、乐浪等30余个边郡，使汉朝的疆土面积飙升到约1000万平方公里。

    起初虽有前任皇帝们积攒下的财力，但是几年战争打下来，国库很快就告急了。

    尤其是与强敌匈奴的较量，密集的大规模征战前后持续了15年，期间累积动用兵力达到100多万，数次深入匈奴腹地与敌决战，对国家财政实力的考验是巨大的。

    这种大规模军需物资的筹集、漫长补给线的转运、数十年的连续作战，显然也不是农业经济所能够负担的。

    所以后世人不免疑惑，同样是遇到一位爱折腾的皇帝，为什么西汉没有像秦始皇搞垮清朝、隋炀帝搞垮隋朝那样，在汉武帝手里垮掉呢?

    这个问题可以换一种问法：汉武帝相比于秦始皇、隋炀帝的最大区别是什么？

    军政能力上或许难分上下，但财政能力上绝对是汉武帝更胜一筹。

    汉武帝没有把战争的负担全压到农民身上，他搞钱的策略可以归纳为三大法宝：征收工商税、盐铁官营、收回钱币铸造权。

    当时西汉是典型的国穷民富，在几代皇帝休养生息的政策下，商贾们是最主要的既得利益群体。

    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描述了当时商业繁荣的景象：“汉兴，海内为一，开关梁，弛山泽之禁，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，交易之物莫不通，得其所欲”。

    汉朝都城长安所在的“关中之地，于天下三分之一，而人众不过什三，然量其富，什居其六”，关中以三分之一的土地、三成的人口，占有了六成的财富。

    “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，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”。由于巨富的商贾太多，有车一百乘、有船一千丈的，才能称得上是大商贾。

    于是，因打仗而财政吃紧的汉武帝，祭出了他的第一大法宝：征收工商税。

    公元前129年，汉武帝下令“初算商车”，向商贾征收“车船税”，规定：“商贾人轺车两算，船五丈以上一算”，一辆车要纳税240钱，一条五丈以上的船要纳税120钱。

    车和船是必不可少的交通运输工具，汉武帝的这则税令可以说是盯准了商贸活动的死穴。

    公元前119年，汉武帝下令“初算缗钱”，这是一则资产税，是对商贾积存的现钱征税，规定：商人财产每两缗一算(2000钱纳税120钱，税率6%)，手工业者财产每四缗一算(4000钱纳税120钱，税率3%)。

    后来为了打击隐匿财产不报以及报而不实者，汉武帝又颁布“告缗令”，要求商人们申报资产，并鼓励举报虚假申报者。

    一经查实，弄虚作假者将被没收全部钱财，并罚戍边一年，而举报者将能获得所没收钱财的一半。

    除此之外，汉武帝还下令对马、牛、羊征税，这是华夏历史上第一次征收屠宰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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